这张巨大的权钱暗网让人不寒而栗｜文化纵横

  【导读】近年来，随着东南亚电信诈骗系列案件的曝光，各种新形式的跨国犯罪引发强烈关注，其背后的力量之变尤其引人深思。本研究报告试图从权力视角剖析全球“有组织犯罪集团”，揭示出一幅跨国犯罪的全球“暗网”：

  其一，当今有组织犯罪由日益流动、分散、技术非常精湛和具有弹性的交易网络构成。这相当于“市场化”，犯罪组织的传统内部职能慢慢的变多地外包给第三方专业机构，而这些机构也由此建立起强大的跨国商业实体。

  其二，跨国有组织犯罪越来越依赖全球“影子经济”作为资金转移和投资工具，并与正式金融系统相互交叉利用。犯罪资金已被复杂的所有权结构所模糊，不仅流向小型本地现金业务等传统洗钱渠道和大规模房地产收购，而且在建筑、采矿、运输、废弃物管理和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等领域的投资中“斩获颇多”。

  其三，政治权力与犯罪资金的共生现象很突出，一个平行的“犯罪世界”在崛起，与正式政府组织共享权力和经济收益。有组织犯罪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往往发生在人口和技术快速变化时期。在全世界疫情、经济衰退等冲击下，犯罪资金和组织正加快“领土扩张”。

  其四，在地缘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的规模可能会继续扩大，治理真空也许会出现。在脆弱或冲突地区，犯罪集团甚至还拥有战略优势——其可能主动或被动成为国家行为者的破坏工具。

  本报告指出，当前“第四代”犯罪已出现，已形成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盈利、洗钱及在投资模式，因而不再盲目追求与当局的直接对抗，而是通过专业化、分散化、流动化发展，以扭曲、渗透等方式介入现代治理体系。这些犯罪集团的实质影响在于，他们同时追求金钱和权力，挤占正式的政经空间，不断腐蚀公共权力根基，以图在权力真空时取而代之。

  本研究不仅限于有组织犯罪（organized crime），而是试图揭示社会行为和商业活动的更广泛模式。实际上，与合法企业相似，有组织犯罪集团（organized crime group，OCG）也在具备简化运营、外包核心业务功能、优化商业活动以及利用新技术标准特征。

  本研究不是把传统的商业假设和分析框架应用于有组织犯罪集团，而是引入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用以解释有组织犯罪集团的五大重要元素及其关系：货物与服务、人员、资金、技术、权力与领土。此外，把有组织犯罪放在更大的地理政治学背景下，从而理解有组织犯罪集团这类现象的变迁过程。

  全球贸易、电子商务和运输基础设施的演变，都直接影响现代有组织犯罪，催生庞大的跨国犯罪交易网络，提供新的非法消费市场的途径，并实现广泛的业务联系。在需求旺盛和政治支持的推动下，这些网络慢慢的变具有韧性，甚至还能将一些结构性冲击（如全世界疫情、俄乌冲突等）为其所用。

  现代有组织犯罪融合了新旧元素，而国际体系的战略冲击和危机，则为其提供了大量发展机会。例如，犯罪集团已在积极利用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影响，不仅介入从水到新能源等资源的投资和分配业务，而且还开展偷渡等服务，“帮助”干旱地区的气候移民。犯罪集团现已在原材料等基础领域占了重要地位：面对非洲人口压力剧增，倒腾粮食的有它们；俄乌冲突下，油气价格波动时交易运输的有它们；能源转型期，占有并开采拉美和中非关键矿产的也有它们。

  与此同时，对商品和服务“新趋势”的分析表明，犯罪集团依然注重于过往已验证过的业务模式，尤其是毒品走私。西方对可卡因的持续需求，支撑着高度有组织的跨大西洋走私贸易网络。有报道揭露，意大利黑手党的“光荣会”（Ndrangheta）分支和阿尔巴尼亚的犯罪集团垄断了西欧的可卡因分销；它们与拉美的毒品卡特尔有战略合作，并且以荷兰作为进口中心。

  而毒品领域内部的“创新”也不消停，荷兰等发达国家内也有群体正凭借“知识优势”扩大产业参与，包括但不限于：发掘新型精神活性物质、改进合成毒品、提供更高产的大规模生产设备、巡回开展化学和技术指导等。

  图2：荷兰各省发现的甲基（俗称“”）实验室数量（2017-2022）

  多式联运等现代国际物流解决方案的发展，同样也会启发犯罪集团开辟新的运输模式。与传统等走私线路不同，如今通过经济自由贸易区（如欧盟或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等安排，大量违禁品、武器、偷渡客等，能通过道路直接穿过陆地边界。例如，在非洲萨赫勒地区和连接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俾路支斯坦三边地区，政府、反对派和当地社区都可以从陆地走私带来的非法贸易收入中分得好处。

  从规模来看，海上走私还是跨境运输大宗违禁品的主要手段。全球每时每刻都有数百万个集装箱在移动，仅有大约2%的货物会在旅程的各个阶段被检查。这就为希望隐藏非法商品的跨国组织提供了明显的低成本机会。随着大规模毒品等违禁品进口到欧洲，犯罪分子也渗透到重要的入境点，如鹿特丹、阿姆斯特丹和汉堡等大型港口，以及黑山的巴尔港和意大利卡拉布里亚的加奥陶雷港。

  犯罪集团采用了更专业的海上运输解决方案，例如通过多艘帆船从巴基斯坦马克兰海岸穿越印度洋运送到非洲东海岸，或通过跨大西洋的可卡因走私路线连接拉丁美洲和非洲西海岸，包括通过诸如佛得角等中转节点。摩洛哥的走私者则雇佣专业技术人员操作高速船只和水上摩托艇，而哥伦比亚毒枭也开发了自驱动的半潜艇等运输能力（可携带多达十吨的毒品，以约19公里/小时速度运行）。

  海上走私领域已应用了数字化物流系统，包括使用印章来认证不同毒品包裹的制造来源以及明确预定的客户，精细程度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DHL或FedEx等邮政巨头。类似地，摩洛哥穿越直布罗陀海峡时，移民订单也会一起运送到安达卢西亚海岸。

  一个更广泛的趋势浮现：为犯罪集团提供专业服务的供应商发展壮大，不仅仅可以提升效率、促使行业利润最大化，而且也帮助犯罪集团降低经营成本。在可卡因贸易中，犯罪组织很可能采用装运合并（Consolidation）的方式，这种对冲机制确保对一吨货物扣押可能只造成200-300公斤的损失。（译者注：装运整合是指将不同来源的多个小批次货物进行整合，用于形成一个合并的大批次货物的物流管理过程。这种过程通常由第三方物流服务提供商负责，以实现更灵活、更高效的物流运作）

  位于关键走私路线沿线的地理区域（包括边境地区），在当地人的同意下，通常能有效成为非法活动的“热点”。在这些地区，不一样的网络和服务提供商受到经济机会的吸引，可能会汇聚在一块儿，搞出丰富的非法经济业态。

  洗钱者和走私专家都积极在犯罪或叛乱分子运营的地区设立业务，以提高接单率，而不同秘密跨国行为者（犯罪、、叛乱等）也会在特定中心地带聚集。在这种类型的聚集下，依赖非法市场的次生经济将诞生：赌场、酒店和餐厅用于洗钱，加油站服务走私行动，商店满足各种客户的需求。

  这些地理热点如今位于全球世界各地。位于委内瑞拉西北部苏利亚州的圣费利佩村庄，吸引了大批墨西哥贩毒集团的代表。在这里，当地村民还被招募来扩建和加固临时机场。类似地，位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两侧的难民村庄，既是毒品贩子和战士藏匿的首选停留地，长期作为毒品市场、军火仓库和加工实验室，也是从阿富汗南部到巴基斯坦马克兰海岸的走私路线上的关键后勤补给点。尼日尔道路网络交汇处的阿加德兹市，则是“撒哈拉以南地区事实上的走私之都”。更重要的是，这些犯罪贸易中心之间也紧密连接。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有组织犯罪也充分表现出“市场化”的特点：犯罪的各类专业服务商（生产、营销、物流、财务、安保等）开始独立经营发展，甚至还能提供超出犯罪网络范围的“双重用途”服务。如今，犯罪团伙在各个节点都能快速“采购”到特定服务，“有组织犯罪”门槛似乎降低了；提供特定服务的机构也能同时支持多种类型的非法活动，逐步扩大了犯罪的范围。

  如今，人口增长、城市化、流离失所和人口老龄化等因素都激发了某些非法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例如，人口老龄化可能催化了对处方止痛药等非法药物的高需求。同样，在经济和社会流动机会有限的国家，人口增长可能创造人口贩运和移民走私的需求。危机和冲击也在加剧和加速人口结构变化，同时为有组织犯罪创造了进一步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切入点。

  经济和政治困境构成了移民和流离失所的常见动力。例如，在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高度的贫困和暴力，包括与帮派相关的凶杀案，迫使许多人移民到其他几个国家。中美洲移民经常成为要求支付以换取安全通行的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目标。在别的地方，包括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叙利亚，也存在类似的动态。一些最重要的移民走私路线，如穿越尼日尔和南利比亚的路线，已然浮现了强迫劳工营地，其中移民被迫工作以支付他们前往欧洲的下一段旅程的费用。

  传统的移民模式，包括侨民社群的崛起，也是有组织犯罪集团建立战略立足点的机会，并为其在新市场中进行社会嵌入提供了机会。例如，总部在土耳其的网络在整个欧洲都活跃并存在，特别是在土耳其侨民人口众多的国家，如德国、荷兰和英国。这些网络热情参加非法活动，如毒品走私（尤其是）、非法赌博、卖淫、人口贩运和敲诈勒索，与其他团体有联系，包括保加利亚犯罪网络。

  同样，阿尔巴尼亚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其特点是相互连接的犯罪组织和类似家族的黑手党团体，已经利用大规模的侨民社群以及在西欧的秘密移民，作为其犯罪活动的一部分。如今，这些黑手党式团体主宰着毒品贸易、人口贩运和走私非法物品，还涉足了公共采购和大规模房地产购买。他们与科索沃和黑山的犯罪团体保持着族裔和商业联系，并在比利时、荷兰和英国等国家有着重要存在。青年参与这些犯罪网络的日常运营也增加了，受到了一系列社会经济因素和动机的推动。

  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在接下来的15-20年里，随着权力变得比今天更加分散，各种各样的非国家行为者和次国家行为者（如城市），将发挥重要的治理角色。” 到2050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口将集中在城市，这为管理庞大城市中的冲突、犯罪和危机带来了新的挑战。

  尽管不一样的地区的城市化模式各不相同，但不受控制的城市化可能会导致非正式的城市定居点的扩散，而这一些地方的正式治理薄弱，容易被犯罪行为者利用。例如，约翰内斯堡、拉各斯、蒙巴萨、里约热内卢和卡拉奇等城市附近的现有非正式定居点已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受到犯罪团伙或帮派的控制，这一些地方充斥着贫困和暴力。类似的动态在西方城市社区中也有某些特定的程度的发展，比如芝加哥、那不勒斯、马赛和马尔默等地。

  在许多城市，技术和自动化的影响已经很明显。电子商务的兴起改变了零售格局，有时会导致经济孤立，包括传统小商业和企业的衰退，更进一步影响就业形势。因此，在多年来经济困难的安达卢西亚城市卡迪斯，当地的走私分子慢慢的变成了榜样，他们展示财富并提供工作机会，包括在跨地中海的交易中。

  在疫情期间，包括意大利和墨西哥等地的犯罪团伙，还通过补助金和贷款等财政手段来支持陷入困境的小企业，以换取对其直接或间接控制。在农村地区，他们还可以替代正式的国家职能，如提供水、医疗用品等必需品，以及提供垃圾处理和安全等基本服务，与政府等官方机构“争民心”。

  城市如今慢慢的变重要，被认为是经济稳步的增长和发展的关键驱动因素，但它们也将成为有组织犯罪的新据点。此外，人口贩运和偷渡客走私，在近年来呈上涨的趋势，预计将继续成为全世界最大和增长最快的犯罪产业之一，每年可能会产生数十亿美元的利润。

  性别不平衡与犯罪类型趋势直接相关。例如，当前印太地区的男性人口比女性多9200万，印度问题尤为突出，在该地区很多新增犯罪行为就于性别问题相关。例如，娶妻的机会（或无法支付婚礼彩礼）是年轻男子加入犯罪团伙和其他武装团体的重要动机；娶妻困难也导致妇女人口贩卖、卖淫等问题格外突出。

  一些特殊技能更容易受到犯罪团伙的关注，其中高科技人才格外重要。由于相关人工智能等人才的普遍稀缺，犯罪团伙在高薪福利和雇佣形式上可能有更大优势，并虚假宣称自己是合法雇主，甚至强迫具有高科技技能的个人为他们工作。

  金钱是有组织犯罪商业模式的核心：利润既是目标，也是巩固权力和进军新市场的手段。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估计，每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5%被用于洗钱，相当于约7150亿至1.87万亿欧元。该数字仍然保守，仅意大利黑手党各分支收益可能就在85亿至130亿欧元之间。不过这种利润几乎不引人注意，因为相比正式的财务流动其规模依然优先。世界前十大银行持有的资产总额接近30万亿美元，甚至大于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洗钱，即掩盖非法利润的来源并以能轻松的获得“干净”回报的方式再投资，是过去几代犯罪组织的基础操作。现金流充裕的企业，如餐厅、美容院、购物中心、赌场和酒店仍然是将犯罪收入转化为“可银行化”和合理化利润的受欢迎、经过考验的工具。这些趋势的例子包括在西欧的黑手党控制的比萨店、花卉市场和冰淇淋店，以及阿尔巴尼亚和摩洛哥海岸的酒店，以及西班牙的太阳海岸（Costa del Sol）上的餐厅。

  全球各地的犯罪团伙总是迅速多样化其收入来源，过去三十年来，他们还大举投资于房地产和建筑业，甚至还参与各类“合法”投机业务。在冷战结束后的私有化时期，不同犯罪组织快速在东德获得了经济立足点。一些投资更具战略性质，包括获得与业务运营有益的交通基础设施股权，这在不同程度上发生在黑山的 巴尔港口和意大利的焦亚陶罗（Giao Taure）港口，甚至是风电场等获得政府扶持的“新能源”领域。多年来，头部犯罪集团还在投资了电影制作公司、钻石和采矿特许权、艺术品和古董葡萄酒收藏、足球俱乐部，甚至大学。

  对于有组织犯罪团伙，商业持股和多元化投资的战略逻辑并不仅仅局限于掩盖利润和创收，更是其完成社会经济渗透进而行使政治权力的手段。意大利黑手党的四个主要分支（Ndrangheta、Camorra、Cosa Nostra和Sacra Corona Unita）的发展历史，已经充分体现了这种模式：通过强制手段获得当地企业，通过价格战等形式削弱竞争对手，逐渐接管或商业“殖民”特定地理区域，为此这些黑手党还可以承担一定的运营亏损。在西巴尔干地区，尤其是在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和黑山，类似案例也非常突出。

  在21世纪，一种“影子经济”在并行地迅速增加，甚至于正式的监管系统交织在一起。通过复杂的金融手段、公司控股以及信托等架构，大量合法商业活动的真正资金和收益来源依然是有组织犯罪活动。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巴巴多斯和塞舌尔等离岸中心，服务提供商已经有了成熟的解决方案，包括公司注册、有关规定法律文件的定制起草，并提供银行账户管理服务。

  此外，“非正式价值转移系统”（如汇兑处）是世界各地的侨民的重要汇款手段，如见也被犯罪集团长期利用。其中，最普遍的形式之一就是是“哈瓦拉”（hawala）模式：这是一种非正式的资金流动方式，一般是通过非授权经销商进行交易。此类交易不在各国中央银行的监管范围内，因此无法追溯资金源头。（译者注：哈瓦拉的操作模式如下：资金转出方把资金给到国内的交易人A处，并设定一个类似“暗号”的交易密码，目的地国的交易人B跟资金接受方核对交易密码后，将款项直接提供给最终的资金接收方。整一个完整的过程并不涉及跨国银行转账交易，但实现了资金转出方的“汇款”需求。至于两国的哈瓦拉交易人或交易机构之间的资金交易，能够最终靠壳公司、货币走私、隐藏于合法交易等方式完成）

  此前，跨国洗钱组织头目阿尔塔夫·卡纳尼（Altaf Khanani）的运作机制就借鉴了哈瓦拉模式。该组织控制着总部在阿联酋的一个汇兑处，其本质上是一个大规模的哈瓦拉组织，为基地组织、拉美毒枭等全球犯罪团伙转移了数亿美元。其网络覆盖阿联酋、巴基斯坦、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其所得佣金约占洗钱资金总额的3%。

  “卡纳尼案”也让阿联酋（特别是迪拜）等“连贯东西”的金融中心在此成为监管热点。在这里，合法和非法企业都受益于有利的贸易条件以及全球运输联系。迪拜为跨印度洋运营的合作伙伴提供了一个便捷的场所，同时也为位于亚洲和欧洲的合作伙伴进行（非法）业务提供了一个中心点。高档酒店和餐馆在内的众多场所还为此类会面提供了极好的掩护。

  大型“正式”金融机构也是犯罪集团转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12年，汇丰银行被美国政府罚款19亿美元，因其发现该行与墨西哥毒枭、朝鲜和伊朗受到金融制裁的对象保持联系，在七年内洗钱规模估计达到了56亿美元。富国银行集团、标准大通、德意志银行和丹麦银行等也被相继爆出与犯罪集团洗钱相关。

  要熟练运用网络资金转移系统、离岸中心、哈瓦拉网络、主流银行等体系洗钱，就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配合。为此，来自全球的会计师、税务顾问、公证人、律师（包括合同专家和房产交易员）、破产专家、法官、商业顾问、银行家（包括内部人员）和财富管理师等等角色都去参加了。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等地，已经有能提供全环节“菜单”式服务的大量机构。

  加密货币带来更大的突破：区块链技术既提供了零交易成本，又基本上类似于21世纪数字架构下的“哈瓦拉”模式。在“暗网亚马逊”Silk Road上，用户都能够简单地按类别或照片浏览各类违禁物品，然后通过他们的密码货币钱包付款，再经过常规快递服务寄送购买的商品。在黑市犯罪中，加密货币已成为首选支付方式，但尚不能取代现金。此外，在线赌场、赌博平台，甚至一些多人在线游戏（如魔兽世界）也可当作传统洗钱模式的新变种。

  上述众多犯罪新趋势的背后是技术的革新。当前，是私人和商业创新树立了标准，也不可避免地帮助犯罪团体受益于先进的“现成”解决方案。正如合法商业已经变得数字化与全球互联，犯罪市场也如此。类似与“软件即服务”（Software as a Service），“在线犯罪即服务”（Crime as a Service，CaaS）也在兴起，并且帮助犯罪团伙以更低成本进入更大的外国市场，并且能基于被普遍泄露的身份数据信息针对性得施加犯罪手段。

  有组织犯罪团伙以各种方式利用社会化媒体。首先，他们利用各种平台做目标选择（例如，关注脆弱或富有的人）和市场研究（例如，收集背景和经济信息）。其次，社会化媒体平台为有组织犯罪提供了招募新成员、广告服务和彼此之间沟通的机会，人口贩卖和走私业务基本完全转移到了线年Facebook一个内部报告称，某犯罪组织充分的利用了该集团的各类软件：基于Facebook和Instagram向受害者进行多媒体宣传，再借助Messenger和WhatsApp的聊天服务安排她们前往迪拜。此外，

  ，能够为客户提供与旅行和天气条件、执法检查以及与走私行程相关的其他新闻有关的最新信息。与此同时，

  此外，暗网和“表面网络”为分享和/或获取专业相关知识、最佳实践和技术进步提供了论坛和资源，并通过加密通信的解决方案完成具体对接（如Encrochat和Sky Ecc）。

  在欺诈领域，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定制化”网络钓鱼模式已非常成熟，深度伪造（Deep fake）技术则更让一般的安全措施防不慎防。在欧洲，某犯罪分子使用深度伪造音频来冒充公司CEO，指示员工转账3500万美元。此外，

  无人机的小尺寸和远程控制的特性使它们成为走私毒品、武器和其他非法物品越境的理想工具，并能进行监视和侦察活动。在2019年，墨西哥贩毒集团成员使用无人机将毒品投放到Sonora州的监狱院子内，意大利警方则破获了一起利用无人机将手机走私进入高度监管监狱的犯罪团伙。此外，2022年，西班牙警方查获了用于携带高达200公斤毒品越过直布罗陀海峡的水下潜艇。

  权力与“领土”：不单单是为了利润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国际政治体系经历重大变化。

  （例如从操纵选举、破坏金融市场、传播假新闻等），进而推动其战略目标的实现。与此平行交叉的是，有组织犯罪团伙也借此发挥其政治和经济实力，以自己的方式投射权力。事实上，

  ：后者提供一种关键杠杆，用于确保和扩大政治和社会控制，开辟影响力领域，并建立平行治理结构；反过来，政治和社会权力的巩固也有助于更大的利润，例如增加运营自由度、封锁潜在的商业竞争对手的关键地盘等。

  ，不仅能梳理处战略联盟的建立与利益扩大的过程，而且也能进一步解释各种竞争如何导致地盘战和暴力激增。相反，暴力的缺乏不一定说明有组织犯罪的消失，而可能说明“地盘”已被一个团体垄断控制，或不同主要参与者达成了“精英协议”（或所谓的“黑手党和平”）。对于有组织犯罪团伙来说，

  ，领土提供了计划和协调非法业务运作的基地，特别是在当地政府和安全部门已被收买或渗透的情况下。其次，它提供了在更远的新市场建立战略立足点的机制，这些地区要么提供可被占领的治理真空，要么具备国际港口或机场等业务关键基础设施。第三，像主权国家一样，有组织犯罪团伙可以对“领土”上的当地人口提取资源和“租金”。第四，实质控制也是一种与当地政府博弈的筹码。显然，随网络空间的重要性增强，领土和“关键地盘”的概念和定义也有几率发生了演变。

  战争等暴力冲突，以及后冲突的解决方案，往往就是犯罪集团成长的培养皿。此外，能够进入脆弱和有争议地区的犯罪集团，也逐渐受到一些国家主体的追捧和驯化。在冷战时期该现象曾尤其突出，例如美国在老挝和另外的地方支持毒品走私者，今天在欧洲的克里米亚、顿巴斯、德涅斯特河以及西巴尔干地区类似事件也层出不穷。

  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日益重要，政府慢慢的变多地使用专门从事网络犯罪的犯罪组织来收集情报和/或执行秘密行动。例如，美国人指控中东某国赞助黑客攻击者，入侵美国功绩制保护委员会网络（US Merit Systems Protection Board），安装密码货币挖矿软件，并部署恶意软件以获取敏感数据。

  次国家行为者，包括雇佣军和犯罪团体，可当作非常规和“灰色地带”战略中的代理战斗者，但这将削弱世界许多地方国家对暴力的垄断地位。随着侵略性的国家支持部分个人和团体武装，进而试图破坏某些地区安全，对较弱国家将引发连锁反应。在破坏金融系统的经济战争中，犯罪团伙（包括黑客）也在发挥重要功能。

  在马里、叙利亚、利比亚、哥伦比亚以及整个中美洲和西巴尔干地区，上述现象都有不同程度的出现。能预见，俄乌冲突也导致了日益根深蒂固的战争经济，其中有组织犯罪和非国家武装行为者不仅控制黑市和地方经济，更在某些地区占领了政治进程。正在艰难应对本地安全挑战和治理“黑洞”的政府，更有可能遭到犯罪集团的挑战。

  例如，在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的北三角国家，犯罪团伙通过提供社会服务和保护，同时实施禁足令并向社区内的人们分发食品和其他物资，填补了治理真空。简言之，如果公众需求与政府提供安全和经济机会的能力之间有不平衡，那么很可能会导致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减少，而这可能有助于犯罪分子的势力扩大。

  结语：“第四代”有组织犯罪模式的兴起？普鲁士军事战略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曾论述战争的演变，他认为虽然战争的性质可能随时间而演化，但其本质保持不变。同样，现代有组织犯罪的基本逻辑和特征仍然基本不变，但在当今现代互联世界中，却呈现不同的形态：有组织犯罪慢慢的变多地由流动的、分散的网络组成，不仅依托互联网、密码货币等众多新兴技术手段，

  传统的大型综合类犯罪集团依然存在，但提供服务和支持的“专家团队”也在形成他们自己的团伙，并为各种不同的客户提供服务。以共同的组织或种族身份为基础的组织架构，被犯罪组织用于更大物理空间的业务拓展，不仅通过以“专业团队”的身份进驻新市场，还保持着与初始团队的紧密联系。

  在一些情况，甚至也是大国博弈的灰色工具。有组织犯罪团体也地对传统的“韦伯主义”（Weberian paradigm）范式提出挑战，即国家对暴力使用以及政府职能的垄断。利用冲击、社会结构变迁等机会，犯罪组织在不断寻求治理真空，进而进驻和控制更多“领地”。

  上述一系列趋势，指向所谓的“第四代”有组织犯罪的崛起。大约19世纪左右，第一代有组织犯罪集团尝试并建立起一些地方性非法市场。在美国“禁酒令”（1920-1930年代）和战后黑市时期，第二代犯罪集团崛起，黑帮和私酒交易的影响力和规模显著扩大，包括建立跨境供应链（如来自加拿大的酒精供应路线年代后的现代交通和国际贸易背景下，更大规模、更加专业的第三代跨国犯罪“超级”卡特尔出现（主要在毒品领域），并且直接挑战国家权威（在拉丁美洲最为著名）。对于